（接上期）不仅如此，他们在个人生活上也都比较节俭，尤其是金庸，有事指示下属，不喜欢口头传达，喜欢写字条。而写字条用的却大多是旧信笺，或旧台历的背面，从不作浪费之举。这大概也与他们白手起家、深知创业艰难有关。
从11岁起即迷恋金庸小说，后来又研究“金学”、做过金庸秘书的杨兴安，谈得最多的还是金庸及其小说。
杨兴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论说，金庸是500年一遇的高人。对于中华传统文化，清代有一个大才子纪昀，可以说已经到了“能收”的境界，而金庸却更上一层楼，既能收，又能放。要论作家对中国人的影响力，金庸是第一位。金庸有两支笔，一支是为《明报》写社论，一支是写武侠小说。用金庸小说中的术语作比，可以说金庸的社论是“九阳真经”，武侠小说是“九阴真经”。金庸的社论写了30多年，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份见证，其中充满着智慧，可惜至今没有结集出版。
而金庸为人处世也已经到了“化境”。他高兴不高兴你不太知道。有人报告金庸：“查先生您的书又被盗版了。”金庸看看，也不评论。对人对事的态度是：“不外如是”。
谈到金庸的近况，杨兴安介绍，金庸改完自己的15部小说后就不太写东西了，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不到5篇。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金庸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，自三四年前得过心脏病后，比较容易累。毕竟是老年人。二是金庸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，认为不好就不发表，发表的就一定要好。他也计划写历史小说，但又有一点矛盾。他自己最喜欢孙权，说“孙权是第一大英雄”，但又觉得“这样写不行，因为历史定案刘邦是第一。我不想与历史定论对抗”。
在金庸身边工作，当然还能听到很多精妙见解，比如关于写作，金庸就说，年轻人写作，开始应先写短的，然后再写长的。作品要不断修改，中国人讲“改善”，不改不善。关于富贵，金庸认为“想富就不应该当官”。关于天才，金庸则说：“数学有天才，文学有小说家，没有天才；军事家有天才，政治家没有天才”等等。
金庸的一生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，但是他是否也有深痛与不幸乃或人生的变故呢？杨兴安肯定说，这种推测是敏锐的，这个变故就是金庸大儿子的意外亡故。它对金庸的刺激非常大，成为他一生的憾事，并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作品中的感情描写……（续完）
参考消息3月10日
